台灣人權報告書78
〔何瑞玲、楊國文／台北 自由3.19.2009摘要〕調查局安康接待室早年是「警備總部軍法處，軍事看守所安康分所」，調查局資深幹員說，因為是看守所，關的都是政治犯，直到解嚴才退隱；這名幹員一九七二年曾在此訊問已故立委盧修一，盧當時是文化大學政治系主任，因台獨案被警總帶到安康接待室，與同案日本人前田光枝被押在這裡三個月，盧後被軍事法庭判感訓三年。
負責訊問的資深幹員說，盧修一非常堅持理念，曾告訴幹員「我是思想犯、不是刑事犯」。盧被押時寫下「獄中沈思錄」手稿，後來結集出書。另外，前副總統呂秀蓮、前民進黨主席黃信介、施明德、行政院前副院長邱義仁、前國策顧問謝聰敏、人權作家柏楊、江南案主嫌陳啟禮等，都曾在這裡被「接待」過。
謝聰敏表示，當年白色恐怖政治案件有三萬多件，像他被冤枉的政治犯不知凡幾。台灣戒嚴，未經總統公布，是違憲的，他提出釋憲案卻被拒絕，其列管檔案資料也還沒拿回來。謝說，已和監委黃煌雄約好，四月六日將前往監察院舉發，控告司法院大法官違憲，也會要求檔案管理局、調查局返還其個人檔案資料。
資深幹員透露，當年被訊問的政治犯，想藉提訊到外面透氣機會都沒有。且被羈押的人，沒人知道到底身在何處。當年在安康接待室參與政治犯訊問的調查局幹員，包括調查局前聯絡室主任劉禮信及已離職的江義雄等，江義雄是前總統李登輝夫人李曾文惠姻親，後來出任中興電工總經理。
【吳昆財 蘋果3.19.2009摘要】《蘋果日報》獨家刊登一堆重要的白色恐怖時期的檔案，以及其他相關史料，竟遭如廢墟般的對待。看到這則驚悚的新聞，身為歷史研究者以及歷史教育者，感到震驚，這一事件充分反映了整個島嶼的人民，看待歷史總是抱著輕忽心態。我們的理由如下：
一， 中國現代史，戰後台灣史，絕對與兩蔣脫離不了關係。少了兩蔣的史料，這一段歷史將會有極大的缺憾，可是如今最重要的兩蔣日記，在蔣家後代政治的考量下，竟然將它捐給了美國史丹佛大學。導致如今台灣學者要研究兩蔣與台灣的歷史，得要遠渡重洋到美國取經。不單是兩蔣，連後半生在台灣度過的張學良，他的史料與文獻也給了哥倫比亞大學。
二， 日前，中研院台史所曾向一位收藏家，購買一批高達600萬元的白色恐怖史料。台史所自詡搶得珍貴史料，但據聞擁有這批史料的賣家，竟然從一位國家前情報員的手中取得原始文件，代價是3萬台幣，轉手間獲利200倍。為何這些價值連城的史料，如此輕易地成為商人販售圖利的工具？
三， 史學界皆知，沒有史料，不但史學無法延續，即便連史書的撰寫都有困難。可是當筆者向公所詢問相關史料，進行撰寫時，憨厚的承辦人經常面帶微笑，兩手一攤，「一問三沒有」。遠的，清領與日據時期資料不談；近的，光復後的文獻也幾乎是付之闕如。公所史料並無專責單位，每經一次的公所遷移，或者政權轉移，資料就如同廢紙般遭棄置。最常聽到的一句話是：若吳教授能早幾年來，該有多好，那時資料與當事人皆俱全，如今則人事已非。
四， 歷史最終的目的不是記誦，也不是分析比較的能力，而是最高境界的自我身心的安頓。但這種境界在第一層次的史料保存皆無的情況，很難期待出現的。著名的《少年小樹之歌》，那位印地安人的故事，他的祖父母告訴他說：「如果你不知道過去，你就不會擁有未來。如果你不了解你的族人過去的遭遇，你也不會知道他們將何去何從。」這就是一種濃烈的歷史意識，也是一種自我與民族安頓的史識。一個沒有歷史意識的民族，是不能成為一個偉大的民族。【嘉義大學史地系副教授】
【江春男 蘋果3.19.2009摘要】大批白色恐怖檔案，被棄置在早已荒廢的調查局招待所內，這件事若發生在民主法治國家，一定會引起軒然大波。調查局除了派公共事務科長出面領回文件，似乎不知如何反應。白色恐怖，是當年蔣家的傑作，國民黨立場更為尷尬。
台灣走過漫長的高壓統治，現在每年都舉辦有關白色恐怖和二二八事件的紀念會和研討會，但對這段歷史並沒有認真的研究調查，不僅檔案資料隨便棄置，無人聞問，當年執行這些黑暗政策的有關單位和官員，既未作深入的訪談和記錄，更遑論追究責任。我們對這段歷史作選擇性的記憶和遺忘，根本不想追求真相。
其實，最應該負起責任的是民進黨政府，執政八年，不只找不到負責任的當事人，連基本的檔案都找不到，這些檔案放在公家辦公室中，竟然沒有人發現，當初上窮碧落下黃泉，希望發掘真相，想不到下台後，這類資料自動出現，這是對民進黨政府極大的嘲諷。台灣的民主化是軟著陸，社會缺乏深刻反省，胡裡胡塗地民主起來，秘密檔案當廢紙也沒人管，這也是一種奇蹟吧！
【彭有妹 自由3.19.2009摘要】我的爸爸是一個貧困的礦工，可以說「家徒四壁」，每天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的到礦場上工，又目不識丁，帶著年幼的哥哥、三姊到礦場挖煤、洗炭，掙微薄的收入來養活我們一家九口。
那年（六十二年前）外面風聲鶴唳延燒到苗栗，我家鄉也不例外，而爸爸是一位老實只知上煤礦場採煤的礦工，每當同村傳來某人不幸被抓走的消息，爸總告訴我們年紀還小的子女少管、少聽外面的事是不會惹事上身的，每天上工前都一再的叮囑我們。
不幸，噩夢來了，爸、叔叔、鄰居的阿榮伯…等統統被憲警抓走，爸被抓的當兒還安慰哭成一團的母子們說：「我沒做壞事，他們知道我彭ＸＸ並沒有做什麼，能對我怎樣？」「我又沒有做什麼事，我是個採礦工人，或許是他們抓錯人，也是誤會，解釋一下就好。」「我每天帶著子女上工，我又沒有犯什麼罪，為何要抓我？」叫媽、子女們不必擔心，爸說他一兩天就會回來。
最後，叔叔、鄰居的阿榮伯無辜的被關了幾十年後獲釋回家。爸呢！接到上面公文說要領屍的話要繳六百元，媽、子女們接到噩耗，痛不欲生。自爸被抓走後，家中一切家當全被查封，哪來那領屍的六百元，母子的生活更是淒苦難熬。爸不知如何慘死，屍落何處？至今仍無下落，一去不回，爸你的魂魄到底流落何方？
李鈞震：
1. 兩蔣統治時代，白色恐怖的政治受難者，超過十四萬人，有人坐冤獄，有人死亡。受難家屬當然很希望國民黨能夠賠償，同時，加害者必須要受到公平正義的審判，否則社會的冤氣難平。
2. 當時有許多加害者或共犯，是無知當中成為國民黨政權的打手，他們整天生活在惶惶不安的情緒當中，到底他們要負多少責任？他們也很希望有轉型正義，把事情了結，心中懸掛的大石頭才能夠放下，情緒才能夠穩定，社會治安才會良好。
3. 當時的許多國民黨權貴，都是白色恐怖的加害者，他們的子女也很希望有轉型正義，弄清楚自己的父母到底染了多少血，或者是清白無辜，這樣子他們花他們父母的遺產，才會心安理得，不是嗎？這些二代權貴是無辜的，他們沒有理由去揹負上一代的罪惡，因此他們也極需要轉型正義，才不會整天惶惶不安。
4. 蔣中正帶部隊逃難到台灣的時候，有許多所謂的外省人跟著到台灣，他們許多人是在半路上糊里糊塗被抓來台灣的，他們非常地冤枉，他們也很無辜，既沒有受到國民黨政權的保護，又不適應新的生活環境，他們也須要轉型正義，來安慰他們的一生。他們也是一種受害者，並非加害者。
5. 兩蔣統治時期，有不少台灣人是受難者，但是他們家族中的人，後來有人趨炎附勢，配合國民黨政權，然後成為加害者，幫助國民黨欺凌弱勢族群，例如吳伯雄以及許多現在的司法官，他們也須要轉型正義，不然他們一直以為欺凌弱勢，是一種理所當然的回報。
6. 希特勒的納粹黨統治時期，德國許多的老師們被迫要教育學生崇拜希特勒，當然也有人是真心地崇拜；那些不得以被迫的老師，也希望有轉型正義，來弄清楚他們個人應該為歷史負擔多少責任。
7. 兩蔣統治時期，台灣的各級學校的老師們，有的人努力教育學生一定要崇拜蔣中正、蔣經國；有些老師覺得不妥，但是被迫一定要教育學生崇拜獨裁者，這些老師們有沒有犯罪？有沒有道德瑕疵？當然需要公正的司法審判來釐清。
8. 兩蔣統治時期，全台灣所有的軍公教、國營事業、黨營事業，都一定要貼假發票，不貼假發票的人沒有飯吃，但是也有許多人靠貼假發票賺大錢，這些人有沒有犯罪？會計師是不是共犯？這都需要公正的司法審判，來釐清所有的人的責任，這樣子台灣才不會有顏色的鬥爭，只剩下公正與是非。
9. 兩蔣統治時期，有許多宗教領袖被迫要配合獨裁政權，也有許多宗教領袖靠巴結獨裁政權來取得社會地位與金錢，還當上國民黨的中常委，一起詐騙台灣的善良百姓的捐款，這些人當然是社會敗類，跟雷曼兄弟差不多，屬於詐騙集團，這些人當然需要經過司法審判，給予嚴厲的制裁。
10. 李登輝因為有親戚曾經在特務系統幹壞事，後來又擔任國民黨黨營事業的權貴，因此李登輝非常地不積極推動轉型正義，甚至阻礙轉型正義的進行；李登輝個人在政治上是民主先生，在道德上有非常大的瑕疵。
11. 在兩蔣時代，國民黨有情色文化，許多跟國民黨接觸的女性工作者，她們都被性騷擾、被設計，甚至被強暴，但是她們沒有能力反抗威權，她們是長期被社會忽視的受害者，數量龐大，她們非常需要轉型正義來申張正義。
參考資料：胡海基與白色恐怖政治案件(上)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