官場流行報喜不報憂；情治人員恰好相反，判斷形勢絕對悲觀。群眾運動，情資必然是「有暴動之虞」。如此，若真演變成暴動，當然大功一件；若只是虛驚一場，則以「長官預防得宜」自圓其說，也不會有人追究。至於「列管要犯」，情資當然只會「有逃亡之虞」，否則，一旦要犯偷渡，探員自己恐怕要跟著跳海。
「王令麟透過蔡豪，想偷渡」這種預警性情資，明明可以查證，明明可以預防，澎湖縣調站卻偏偏急匆匆地向檢方「獻寶」。檢調一家，檢方當然也就順理成章地聲請羈押。檢調扮演的角色是主動打擊犯罪，與嫌疑人立場當然對立，聲押王令麟完全可理解。最、最、最不可原諒的是法院。
過年前夕，台北地院開庭，王令麟聲淚俱下地保證絕不逃亡，法官如不相信，他願帶電子腳鐐，接受二十四小時監控。但法官不為所動，沒經查證，光憑情資，就裁定羈押。法院，是正義最後的防線，更應是人權的堅強堡壘。
遺憾的是，台灣民主化，法院卻仍走不出威權陰影；社會進步，法官卻沒跟上現代步伐。幾次司法改革，努力提高法官地位，希望司法能獨立，保障人權；可是，法院至今還是不改衙門習氣，法官仍舊蔑視被告，甚至證人。羈押權雖由檢方移至法院，卻也只是徒具形式，法官自甘墮落當檢方應聲蟲，聲押幾乎有求必應。以致原應是「例外」的審前羈押，根本已成司法「鐵則」。
「無罪假定」喊了幾十年，王令麟案卻戳破這件「國王新衣」。原來，台灣不需審判定讞，只要檢察官喊關，就可以關；原來，法官也是「官」，坐在檢察「官」那邊，而不是站在保護「民」的這邊，所以寧可錯關，不願錯放。否則，怎會只聽情資，不問證據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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