阿扁官司啟迪157
【摘要7.29.2009蘋果】台北地檢署昨再次引用《蘋果》等媒體報導，痛批扁涉貪罪狀，且用來論告的投影片，不但使用大量效果，更5度出現「這是有良心的嗎？」字樣質疑扁的誠信，但華麗多彩的論告方式，前天引起吳淑珍批評檢方受媒體影響。
檢方繼前天用《蘋果》暖流版貧苦人家新聞，諷刺吳淑珍「貪婪」後，昨一開場就先播放扁去年遭聲押時，高舉被上銬雙手的照片，接著才放扁就任總統的照片，還有扁去年8月14日坦承錢匯海外的鞠躬道歉照片，及大量媒體報導如《蘋果》去年10月15日頭版《葉盛茂吐實 8度說：我錯了》，更被用來指控扁利用職權得知海外帳戶遭扣後，仍繼續洗錢。
但過去法庭上所使用投影片內容，大多只是簡單法條跟文字敘述，偶爾穿插資金流向等簡單易懂的圖表，這次是外界首度看到司法機關，大量引用媒體報導作為投影片論告的主軸。
前天檢方用《蘋果》今年6月23日頭版《陳幸妤 趙建銘 陳致中作偽證 全招了》指吳淑珍教家人作偽證，扁家人證詞不可信，珍就很氣憤的指責檢方：「國外陪審團在判決前，不能接觸媒體報導，檢察官這樣引用，看來是受到媒體影響。」
對於檢方引用媒體報導論告，高雄大學政治法律系副教授廖義銘指，法律並未規定檢方論告應採取何種形式，要看檢方引用媒體報導想扮演何種角色，「若調查過程取得各類證據已足夠，再佐以媒體報導說服法官與大眾，這樣並無不妥。若是辦案不認真、手中證據薄弱，即使用再花俏方式也很難被法官採納，被告輕易就能翻盤。」
律師詹文凱說，沒遇過檢方用投影片論告。他認為，法庭辯論重點，應是檢辯雙方提出的證據與論述的可信度。媒體報導有真、有假，況且審理中案件本就不宜在媒體評論，審檢都應擺脫媒體的影響，「檢方卻反過來將媒體評論，當成法庭的攻防手段，這樣是本末倒置。」
李鈞震：
1、台灣的檢察官，竟會用非常不真實的報紙，來當證據，顯然深受媒體影響，知識水準太差。
2、這一種情況，絕對不會在日本、美國、歐盟出現。
3、檢察官，很可能直接證據不足，才會用一大堆報紙佐證，這樣，法官還要花心思查證報紙的可信度，查的完嗎？
4、台灣的檢察官、法官，完全沒有新聞學的專業知識。政治大學畢業，經過專業4年訓練的記者，都還會習慣編造故事、做假新聞，法官如何有能力分辨媒體的真假？
5、檢察官，查不出有價值的證據，竟然剪報當證據，非常可笑！
6、檢察官的起訴書，直接寫證據就可以，用報紙、用形容詞、引用古文，都是表達能力不佳的寫照，沒有讓證據自己說話。好像青椒炒肉絲，青椒牛肉都不見了，只剩下炒辣椒、醬油與鹽巴。
7、還未司法三審定讞，所有人都應該無罪推定，包括檢察官也一樣；也就是不要一口咬定、直接論斷，應該讓證據自己說話。台灣的檢察官，顯然心態上是有罪推定，法學程度不如高中生。
8、讓證據自己說話，三審定讞後，讓有罪者受罰，讓無罪者接受良心審判；檢察官感性的言語，就是不專業、沒水準。檢察官不要妄想當宙斯，耶和華是不允許你們這樣幹的。
【摘要7.29.2009自由 吳景欽】台北地院針對吳淑珍案進行最後辯論，檢方罕見的以媒體所採集的資料，來為論告基礎，並以「辜負人民所託」、「貪婪的最後界限是司法」等等感性的訴求，要求法院處以重刑。對於檢方，如此深具表演性的論告，肯定成為媒體寵兒，但卻忽略了檢察官該有的論告責任。
在刑事程序的證據調查終了之後，必須由檢察官針對事實，所必須適用的實體與程序法等為意見陳述，並必須因此表達求刑的內容，此即為所謂論告。而檢察官必須體認的是，檢方非僅是原告一方，而是具有公益代表人的角色，也因此不能只為入人於罪，而犧牲掉正當程序的要求，其必須站在公眾代表的地位訴追犯罪，卻不能因此犧牲被告權益。
檢察官的論告內容，必須是立基於證據與事實，其所有論證，也必須有法律上的依據，不能是空泛且毫無依據的媒體傳聞，更不能是訴諸想當然耳的感性用語。誠如辯方律師所言，司法的界限應在證據，不在捕風捉影的傳聞，惜在整個扁案過程中，檢方卻動輒以媒體是瞻，甚而在最後的論告，直接以媒體簡報成為主要內容，若果如此，我國法學教育恐可休矣。
日本剛施行的裁判員制度，由市民參與審判，為了防止其受到媒體影響，所以在裁判員選任階段，即會經由書面、言詞的方式，來排除受到影響者參與，在審理過程中，嚴格禁止媒體對於裁判員的接觸，同時在公開審理之前，裁判員也不得接觸來自於檢方與辯方的資料。
裁判員本身，亦不得對外發表或洩漏相關資訊，若有為違反不得接觸者，也有相應的刑事處罰。同時，藉由一個案件必須在三到五日集中審理與評議下，也可以避免長時間審理所造成的媒體效應，而可以使檢辯雙方是在一個公平法院內，進行最純粹的事實找尋，與法律辯論，而非媒體審判。
貪婪，確實不能沒有界限；司法，也確實是最後的防線，但這道防線必須是建基在證據，而非訴諸感性的簡報上。 （真理大學財經法律系助理教授）
司法的界限在哪裡？司法的界限就在法律條文中。憲法條文都是肯定，只條列「可做」的事；刑法不然，只表列「不可」之事，原因是讓人民有更大的自由空間；故而法條的盡頭，就是司法的盡頭。
我們要問的是，《刑事訴訟法》中可有「貪婪罪」？「貪婪」並不代表「犯罪」，只有「罪行」而且載之法條中的「罪行」才符合「證據法則」；這也是刑法學者林鈺雄所強調的：「檢察官所從事者，乃法之貫徹與實現」。離「法」而言理，離法而言「良心」，這是「以理殺人」。
為了彌補林怡君的「失學」，且引用哈佛大學、牛津大學任教過的P. S.Atiyah的話：「法的概念中，並非內定的存在任何絕對目標」，「法的目的，包含著比社會價值所提供的更可靠的保證，就是個人權利的保護」，捨「個人權利」不談，卻夸夸大談無法定義的「貪婪」，混淆了自己的角色，或政治鬥爭的劊子手。不要忘記《刑事訴訟法》有「濫權追訴處罰罪」，林怡君們等著接招。
再說，「貪婪」云云，是資本主義生發的要素，也是資本主義缺乏人性而備受攻擊的口實。亞瑟．米勒（Arthur Miller）的《推銷員之死》，即是描述死於資本主義「貪婪」之下的故事；但是沒有檢察官用「貪婪罪」把主角送上法庭。
林怡君質疑吳淑珍說，若愛台灣為何錢匯國外？這又是「政治審判」，祭出「愛台」二字，顯示林的意識形態；匯出國的錢是不是非法所得？如何非法？有沒有牴觸法律？牴觸哪一條？
至少，我們看到瑞士官方全不認同。儘管「特偵組」兩度和陳致中夫婦同步發文，要求瑞士官方將海外鉅款匯回，甚至循郭力恆模式，改求陳致中夫婦以寶昌紙上公司受益人名義，配合簽寫同意書「將海外密帳匯回」，但瑞士官方以「尚未查明是否屬不法贓款為由」，打了台灣司法的耳光；可見「證據」才是「司法」不二準則。
大開眼界的是，檢方把「媒體審判」合法化！引用大量媒體報導，來陳述人家犯罪行為，完全不知道「偵查不公開」為何物！西方進步國家明文禁止媒體評論、報導正在進行的司法案件，我們的檢察官難道是媒體的「深喉嚨」？所以才會引媒體當「證據」？
媒體如果能證實扁家行為，為什麼還要司法？乾脆廢了檢察官算了。難道林怡君掉了的可能是「法律ＡＢＣ」的筆記本？我們的司法出了什麼問題？我們的檢察官出了什麼問題？「爾俸爾祿」、「上天難欺」，林怡君們一隻手指扁家，不要忘記四隻手指的是自己！ （金恒煒現任《當代》雜誌總編輯）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