總統當然可以干預司法

阿扁官司啟迪150

【摘要7.1.2009江雅綺 蘋果】當看守所的陳前總統，託人送一封陳情信給馬總統，請求幫忙解決陳幸妤被限制出境的難題，總統府發言人王郁琦照常表示，總統府的一貫立場是，不會評論司法個案，也不可能干預任何司法決定。

照《憲法》規定，行政權和司法權之間，可以存在許多互動，只要合於《憲法》的授權，總統不但可以「干預」司法，而且干預方式有很多。首先，在直接干涉司法個案的層次，總統有特赦權。特赦權是總統以行政權，介入有社會、政治爭議性的司法個案之典型，屬總統固有的權力，既無須立法院同意、也無須司法院的背書。

以往的例子主要分為兩種類型：其一是功在台灣的先人後代，如犯下殺人罪的黃效先，因其父黃百韜將軍之遺澤受到赦免；其二是思想犯、良心犯，犯行明確但動機可憫，如因宗教信仰拒服兵役、工運人士、白米炸彈客楊儒門等。再來是針對特定類型的司法案例，總統有發動大赦、減刑的權力。但因為特赦是針對個案；大赦和減刑，則是針對某種類型的犯罪，牽連更廣，尚需要行政院和立法院的決議同意，才可施行。

其次，是透過司法人事任命權，干涉法之續造過程。總統可提名司法院長、大法官、檢察總長等重要司法領導人選，尤其大法官是釋憲決定者，其對法律之解釋，左右法律適用的方向。美國總統便常透過對大法官的任命權，試圖為自己營造出有利的法律環境。這既是《憲法》賦予總統的權力，各任總統想必也都有同樣的想法，無須諱言。

最後，是司法改革的政策與立法的層次，尤其目前馬總統身兼黨主席，既為行政權之首，亦為國會最大黨的領袖，可以透過行政院法務部，要求整肅檢察系統的風氣，抓出貪污不肖的司法人員；也可以透過立法院，推動司法改革的立法，例如民間司改團體呼籲已久的「法官法」和「速審法」，或透過《刑事程序法》的規定，要求製作筆錄的程序應確保其真實，努力補上目前司法系統的人權漏洞。

因此按照《憲法》的規定，總統當然可「干預」司法，以行政權制衡司法權，這才是權力分立的真諦。 【英國里茲大學法學博士候選人】

 

李鈞震：在二蔣時代，總統還可以直接下令「處理」政敵、民運人士，也可以下令改變法官的判決。這種狀況，任何獨裁者都會做。

參考資料：蔣經國院長交代

【摘要2009.07.01中國時報 社論】在無罪推定原則，無論如何不容破壞的前提之下，審前羈押一定只能是例外，不能是原則。不僅陳水扁案如此，一般升斗小民的案件尤然。固然不能因為陳水扁政治身分特殊，就給予一般人不能享受的特權，也不能因為陳水扁令人痛恨，就認為沒有可資檢討之處，以致一般人也該同樣對待。

審前羈押的主要理由，應該是防止逃亡與制止虞犯。重罪羈押，絕對不是理由，串證羈押，也極易成為過度限制辯護權利的弊端，應該嚴格把關，不許輕用。交保以及定期報到，也恆該是法院思考逃亡羈押的優先替代選擇。

「犯罪嫌疑甚重」本身絕對不能成為審前羈押的理由。陳水扁不應該在修法之前享受例外特權，但也不能因為有了陳水扁的惡例，就閉塞修法的努力。民進黨致力修法以造福通案人權，或許能贏得更多的政治公信力。

第二是限制出境的問題。限制出境，其實是限制被告住居的一種方法，我們無意當下討論陳幸妤是否應該限制出境，也並不認為她受到限制的實質顧慮並不存在。所要討論的是，應該由誰來限制出境？

目前的實務是由檢察官限制出境，然則限制被告出境，仍是無罪推定原則的例外，也構成人身自由、旅行自由的限制性強制處分，其威脅人權的程度，並不亞於監聽。監聽，已經改為要經法院許可始得為之，檢察官仍然握有限制住居與限制出境的強制處分大權，正當程序上極有可議之處，陳幸妤如此，一般人也是如此。為了一般人，相關的制度與程序立法，應該進行檢討。

馬總統可以將個案請求，送檢座處理，何妨在羈押與限制出境的制度之上，進行改革，以兌現提升司法人權的競選政見？